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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学科研究的扩展，“民族志”概念的译义已经产生各种误解，不能准确表述新的研究状态和不断扩展的研究对象，继续使用“民族志”一词将不利于人类学学科的普及与壮大。“Ethnography”包括了实地性、描述性等田野工作的基本特征，基于田野工作之上的“Ethnography”翻译为“田野志”较为理想。从人种志、民族志到田野志，反映了学科演变的脉络和研究对象一步步延伸的趋向，更是人类学研究理念上不断更新的标志。
关键词：人类学；Ethnography；民族志；田野志
一、问题的提出：从民族志的误会说开去
近些年来，关于人类学、民族学中的核心语词“Ethnography”，学术界有不同的翻译意见，本文即围绕“Ethnography”一词翻译的学术论争，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众所周知，人类学界、民族学界一般将“Ethnography”约定俗成地译为“民族志”，但对于二者以外的非专业人士乃至大众而言，这个词会引起歧义。例如，以下对话情景：
甲（非专业人士，如新闻记者）：你经常到乡村调查，是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乙（专业人类学者）：我打算做民族志工作和调查。
甲：哦，既然要进行民族志调查，那么你研究的是哪一个少数民族？乙：我去的是闽南汉人村落，并不是去哪个民族地区。
甲：咦？不是叫民族志吗？去汉族村庄调查也可以叫民族志吗？真是令人费解……
以上是模拟的一个对话场景，虽为虚设，但其类似情景也确实曾经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至少我们从脱口发问的对话中可以发现，“民族志”一词在专业与非专业领域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对于“民族”一词的理解。因为在我国，一般而言，如果说到“民族”，主要是指少数民族，比如“民族画报”“民族团结”“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族报”“民族自治区”“民族政策”等说法，其潜台词里是不包括汉族的，并且，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刻板印象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消除。因此，顺着这一逻辑，“民族志”一语也极易让人联想到仅仅研究少数民族，换言之，“民族志”的提法很容易把研究对象牢牢地局限在民族区域或是少数民族。那么以上情景对话中“我在闽南汉人村落里做民族志研究”这样的说法及“汉人村庄民族志”的确让人费解。由此说明，用“民族志”来囊括当下民族学特别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勉为其难了。虽然民族志一词已经成为习惯用法，但存有一定误解，至少对于人类学学科向公众普及就带有不利的一面，是到了重新反思的时候了。
可以说，正是“民族”一词的翻译带来了“民族志”的困惑。正如王铭铭指出的那样：
“民族志”字面上的意义，始终未能充分体现其方法学的丰富内涵，个中问题来自歧义杂处的“民族”一词。“民族”这个词被译为汉文后，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国内之“民族”既指“国族”（具体说，“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又指“少数民族”。
从这段文字的分析里我们不难发现“民族”一词所具有的特定时代性以及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性。因此，以民族开头的民族志产生各种误解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与民族志相近的“民俗志”一词，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民俗”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大家都有较为统一的认识。
既然导致误解的根源在于“民族”一词本身，因此，我们应该简要梳理一下“民族”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对其前世今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首先，“民族”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汉语体系里是缺失的，与之勉强接近的恐怕就是“天下”概念了。只有到了近代列强入侵，救亡图存之际，民族与国家的意识才觉醒了，比如革命先驱孙中山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民权、民生”“五族共和”等口号，用以反清反帝，并且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蔡元培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把“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学”，尤其是他发表了著名的《说民族学》一文，使“民族”“民族学”逐渐走入世人的视野。1949年后，主要受苏联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四大特征和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在此框架下进行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从孙中山到斯大林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这一演变历程决定了民族这个词在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在认知层面上，“民族”特指少数民族。在实际层面上，则过分强调“民族性”即民族差异、民族特色和民族自治。不少学者认为过分强调民族差异可能会对国家统一、和谐与稳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到了21世纪的今天，“民族”这一概念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少学者已经对此进行过反思，比如马戎教授就呼吁应该逐步用文化意义上的“族群”概念来代替“民族”。